法律規定
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45號刑事判決
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於死刑相關案件，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提出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7段表示：「在所有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中，判決法院必須考慮罪犯的個人情況和犯罪的具體情節，包括具體的減刑因素。因此，唯一死刑（mandatorydeathsentences）而不給國內法院裁量權認定是否將該罪行定為應判處死刑的罪刑（whetherornottodesignatetheoffenceasacrimeentailingthedeathpenalty）以及是否在罪犯的特殊情況下判處死刑（whetherornottoissuethedeathsentenceintheparticularcircumstancesoftheoffender），屬於恣意性質。基於案件或被告的特殊情況提供權利尋求赦免或減刑，並不足以取代司法機關在適用死刑時有裁量權之需要。」可認本段具體指出法院量處死刑與否之判斷順序，應先判斷犯行本身是否可認定為將招致死刑的罪行（即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及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5段前段所指之「情節最重大之罪行」），再判斷在犯罪行為人的個別情狀下可否量處死刑。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又指出：「締約國應避免對於面臨特殊障礙難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辯護的個人，如存在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而阻礙其進行有效辯護的個人，以及道德可非難性有限的個人（andonpersonsthathavelimitedmoralculpability）判處死刑。」本段依「應避免對於道德可非難性有限的個人判處死刑」之文義，與前述第37段合併觀察，可知個人可非難性（可責性）的判斷，必須從行為人個人事項始能得出，因此，犯罪行為人個人事項也扮演著判斷可非難性（可責性）是否減少的重要關鍵。故前述公政公約之規範，於納入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之審酌，可整合出三個階段的量刑判斷框架。於第一階段，先以刑法第57條之「犯行個別情狀」事由（下稱犯情事由），即犯罪之動機、目的（第1款）、犯罪時所受之剌激（第2款）、犯罪之手段（第3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第7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第9款），初步劃定行為人之行為責任，此為「責任之粗胚」（或稱「責任之上限」），而依其法定刑或處斷刑之外部界限，得出其責任刑之上下限。於第二階段，則應審酌刑法第57條之「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下稱個人事由），即生活狀況（第4款）、品行（第5款）、智識程度（第6款）、犯後態度（第10款），作為責任刑之微調，至於行為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況縱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2項關於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之規定，然亦與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及犯案背景息息相關，而同屬個人事由，且包含於同法第57條規定之其他「一切情狀」之內，亦應納入此階段併予審酌。亦即，在此階段應考量行為人與其行為相關之個人事由，藉以判斷行為時之「可責性」得否降低而往下調整其責任刑。又刑法第57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95年7月1日施行），其修正理由謂係仿德國刑法第46條第1項之立法例而為，而參諸德國量刑之演進歷史，早期見解認為刑罰必須與責任相對，有責任就必有刑罰，採行絕對應報刑之雙面責任主義，即刑罰不能有預防考量之餘地，以防刑罰逾越行為人之責任，又稱「點的理論」，也就是責任是可確定的定量；惟60年代之後，社會對於犯罪預防之需求日益強烈，受目的刑罰論之影響，改採相對應報刑之單面責任主義學者，即於西元1966年提出德國刑法替代草案，主張責任是刑罰的前提，刑罰輕重不得逾越責任之範圍，但刑罰與否必須考量預防，有責任行為不必然應科以刑罰等旨，嗣德國於西元1975年修正通過現行刑法第46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之責任為量刑之基礎，刑罰應考量社會對行為人將來生活所期待之效果。」即屬改採單面責任主義之結果，其係以刑罰與責任相符之理論為基礎，並加入特別預防觀點，作為減輕刑罰之事由，又稱「幅的理論」，而成為德國與日本之通說。具體言之，量刑係以責任訂出刑罰之上限，而以預防考量作為向下之調整，一方面在量刑上貫徹行為責任論，達成責任限定刑罰機能，同時能在量刑上完全維持責任主義，並在行為責任基礎下，決定最適當之刑，因此能夠保有一定「容許範圍」之刑的幅度，並且在此範圍內，對於犯罪預防之實證需求做出妥協，決定最終刑之量定。此時，責任的雙重機能，應是將之同時作為量刑的基礎，又作為量刑的上限，於有預防之刑罰目的存在時，可成為往下調整刑罰之理由。則依歷史解釋、目的解釋，我國刑法第57條既仿效「幅的理論」之規定而為修訂，應認其修訂已蘊含量刑應考量刑罰之特別預防目的，法條文義又謂應審酌「一切情狀」後而為量刑輕重之判斷，並未排除與特別預防目的相關之量刑因子，可認刑法第57條規定，一方面與前述公政公約規範之先劃出「責任上限」之責任刑，再審酌個人事由是否得以往下調整進而形成宣告刑之量刑步驟相契合，另方面行為人更生改善可能性（即行為人之矯正、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等特別預防目的之量刑因子，不應排除於刑法第57條規定之其他「一切情狀」之外。是量刑之第三階段，應就更生改善可能性等其他與案件相關之量刑因子，再予列入審酌是否仍有調降空間，且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之考量過程，係就各量刑因子予以交互評比，而允許有加重、減輕之波動幅度，倘此部分整體評價後，認已突破責任刑之下限（即下緣或級距），自可落入較輕刑度之範圍內形成宣告刑，但若認毫無情有可原之處，亦僅能做出「不減輕」之結論，不能單憑個人事由之惡劣性，或無更生改善之可能性，而拉高其責任刑度之上限，否則將嚴重牴觸憲法上責任原則的要求。是以，凡涉及適用死刑之案件，裁判法院之量刑，倘已具有上開階段、步驟之外觀或內涵，且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而有違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其裁量權之行使即不得指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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